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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皮、蘑菇、东珠为何成为清朝贵族追捧的奢侈品?

发布日期:2019-11-08 17:40:43   人气:538

为什么皮毛、蘑菇和冬竹成为清朝贵族们高度追求的奢侈品?

穿皮草被认为是满族生活的一种理想类型。直到今天,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穿着“貂皮”(中国东北毛皮的统称)仍然是中国东北的时尚。追根溯源显然与清代以来宫廷的贵族风尚密不可分。以甘龙皇帝为例。自称为“圣主”的国王用满洲最珍贵的产品充实自己:貂皮和水獭皮长袍、干蘑菇和镶嵌东珠的帽子。

镶有东方珠子的礼帽。

我们能让清朝的边疆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清朝的经济、环境和政治地理?五粮海人主要捕猎毛皮动物。满洲是人参和珍珠的产地。蒙古人需要蘑菇、“扫雪”(命名为石貂,也叫雪貂和石貂)和鱼。清朝的档案不仅重视人和土地,而且重视文章。尤其是在农业核心区以外,高端商品受到密切关注。

穿在身上的皮毛,盘子上的蘑菇,冬天帽子上的珠宝,这些物品的珍贵首先源于它们与清廷的联系。清政府一直对这类商品的生产保持特殊控制。清朝皇帝通过贡品制度从满洲和蒙古征收稀有产品,如皮毛、珍珠、蘑菇和人参。除了产品本身的价值之外,这些产品还代表了它们起源的象征意义,如纯真、丰富和活力。作为一个永恒的家园,他们与清廷关系密切,对满洲和蒙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帝国的皮毛》一书中,作者谢健把近代早期想象成一个自然和文化完全不同的时代。科学、治理或合理化本身创造了一种文明。在谢建看来,清帝国与外界的密切联系表现为蘑菇采集者、毛皮商人和清扫田野的士兵。

谢建指出,“现代人排干沼泽,砍伐树木,到处开垦土地。城市从地面升起,荒野消退。人类第一次想象到一个遥远而不受干扰的大自然的存在。然而,自然元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脖子上有貂皮;街上有马和骆驼。有鲟鱼、鹿肉、蘑菇和珍珠。这个时代不仅见证了自然的浪漫化,也见证了它的商业化:野生动物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从帝国边境运到帝国中心。主导的既不是自然也不是文化:这是一个以貂皮为边界的世界。”

《帝国之秋:清代的山珍、禁地和自然边界》,谢健(美国),译者:关康,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

作者jonathan schlesinger

摘录︰何安安

18世纪,皮毛开始成为汉族精英的时尚象征。

“唉!中国的陈箓已经存在了一百多年,服装制度仍然存在。如果上天感兴趣的话,这就像俳句戏剧之间的事。”

1780年(1737 -1805)来到中国的朝鲜学者兼讽刺作家朴智元惊讶地发现,在中国只有两种人穿着文明的服装:朝鲜人和演员。其他中国人穿着毛皮像野蛮人一样。他参加了一个从王静到北京的任务,向清朝的甘龙皇帝(1736 -1795年在位)致敬。皇帝自己的衣服似乎是野蛮人统治的一部分:他不仅自己穿皮毛,还命令其他朝臣也这样做。事实上,当任务结束时,甘龙皇帝代表清朝送给朴智源一份丰厚的貂皮礼物。作为满族人,他们必须穿皮草。到了18世纪末,不仅满族精英,汉族精英也无法逃避习俗。

朴智元知道这个世界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早在清朝进入海关之前,满族人和汉族人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外貌很不一样:汉族人储存头发;满族人有辫子。汉族妇女缠足;满族妇女充满才华。他们的服装也不同:满族精英穿皮草;汉族人穿丝绸。满族人穿着马靴和马蹄袖夹克。汉族精英对这种与骑马有关的时尚不感兴趣。到了18世纪,一百多年后,两个民族之间的外部差异开始消失:从外表上区分满族人和汉族人不再容易。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物质文明的变化表明满族人已经逐渐融入北京的生活。同时,它也表明皮毛不再是满族意识的象征,而是汉族人民一个庞大帝国的象征。

事实上,18世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皮毛等边境地区的产品最终成为汉族精英的时尚象征。到了1800年,外国游客对北京能提供的商品感到惊讶:貂皮,一种臭鼬皮,银鼠皮官服,草原蘑菇和满洲的东竹。街上也有卖游戏的商人。男人和女人穿马蹄袖的衣服。有时他们可以看到活的大象、老虎和熊。

美丽的长白山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在明朝(1368 -1644)的汉语中,没有“扫雪”和“银鼠”这样的词。在清代,鉴赏家、当铺和法院填补了这一空白:对市场的真正理解不仅需要新词,还需要关于这些商品的含义和来源的故事。假毛皮、人参干和假蘑菇干到处都是,但是消费者想要购买真正的产品——来自原始边疆的无污染的纯天然产品。

日常生活中的文章被认为是时代变化的标志。

我们把日常生活中的事情视为时代变化的标志。技术和设计,当然,时尚和材料是时代的象征。不仅物体的外表表明了年龄,而且它们的类型和质量也具有相同的功能。然而,回顾过去,我们只能得出以下结论:即使我们排除了最新的技术和时尚,即使我们缺乏物质财富,我们的生活也不能被视为回归自然。事实上,人类的物质遗产既不是简单的也不是单向的,它不亚于我们的书面遗产。差异和不平等是常态。

然而,从年龄的角度来看,自16世纪以来,我们生活中的文章数量增加了。尤其是在商业和生产的核心领域,如中国。自15世纪末以来,明朝变得繁荣起来。那时,消费激增,市场增长,土地紧张,工农业扩展到新的边境地区。那时,中国人生产和消费的东西和西欧人一样多,甚至更多。与前汉相比,晚明的中国人有更多的消费选择和财富。奢侈品买家可以从整个明朝帝国和更广泛的领域获得产品:蒙古草原的羊毛和毛毡、西藏的麝香、台湾的鹿皮、日本的白银和朝鲜的人参。1571年后,明朝和统治今天内蒙古的阿勒坦汗建立了和平关系,从而加快了明朝和亚洲内地之间的贸易步伐。同年,随着西班牙殖民马尼拉,贸易链也包括美国产品:墨西哥银和波托西银币成为现金和税收的新基础;吸烟和病毒一样猖獗。农民们开始种植土豆、玉米和红辣椒。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开始。

随着消费的增加,个人身份的原始符号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仅仅通过看着他或她来判断他或她的身份不再容易:“最近...女仆穿着丝绸,歌手不重视丝绸锦缎。”精英们不得不求助于鉴赏家来保持自己的特色。像《长话短说》这样教导人们如何过平静生活的书已经成为畅销书。他们告诉读者绅士应该买什么或收集什么。这也证明了一个人消费的东西可以让他看起来更优雅。正如蒂莫西·布鲁克透露的那样,仅仅购买阿明花瓶不足以维持一个人的高地位。它必须被正确地放在日本的桌子上,并且必须插上适当数量的花(再多两朵花就会使房间看起来像酒吧一样俗气)。

1644年,明朝崩溃,满族人进军北京。他们似乎属于另一个世界。他们一点也不像海关里的人。他们穿得像野蛮人(汉语中的所谓胡人),而不是汉族精英。其他领域也有显著差异。他们用另一种语言说话和写作。这个男人剃了光头,把头发扎成辫子。女性保持缠足,拒绝缠足。满族贵族骑马,赞美武士文化,穿皮毛,穿冬竹。出于上述原因,来到清朝的欧洲观察家形容满族人很容易接近和坦诚:“他们喜欢见陌生人;他们不像汉族人那样又冷又酸,所以当他们第一次踏上历史舞台时,他们看起来更像人类。”满族人的出现在明遗民中引起了截然相反的反应。有些人宁死不屈:1645年,清朝占领苏州后,《长史》的作者温振衡死于绝食。

拥有丰富财产的皇帝,扮演着简朴和自然生活的化身。

皇帝是生活在不断增长的财富中的消费者。他们挥金如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城市的中心,周围环绕着耀眼的建筑、丝绸、天文仪器、钟表和用满语、汉语、藏语和蒙古语书写的书籍。它们拥有丰富的属性,也是简单和自然生活的体现。

努尔哈赤坐在由鹿角制成的宝座上,用虎皮和鹿皮装饰,周围是漆、丝绸和其他财富象征。皇帝们也在菜单中为游戏保留了一个特殊的位置。朝廷食用来自帝国各地的美味佳肴。皇帝们将满洲里的游戏与城市化和复杂的烹饪、蒙古葡萄酒和来自中亚的瓜果混合在一起。然而,游戏是最好的。占领北京之前,宫廷厨师用老虎、熊、狍子、麋鹿、山羊、野猪、野鸭和野鸡作为食物。食谱记录了法庭服务人员如何清洗肉类,将其切成大块,然后用海盐、酱油、葱、姜、花椒和茴香炖。研究宫廷食物和满族食物的学者吴葛铮解释说:“虽然这种吃法很原始,但也显示了满族人直截了当、慷慨大方、负担得起的饮食风格。”

清代木兰秋日。

它也反映了满族人的健康观。康熙帝在这方面最为坚定:“北方人很强悍。他们不必模仿那些脆弱的南方人的饮食习惯。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有不同的品味和胃。”他推荐“鲜奶、腌制鹿舌和鹿尾、苹果干和奶酪蛋糕”作为满族长者。

每年,皇帝都会把捕获的鹿肉分发给皇后、妃子和奴才。只要皇帝杀了一头鹿,内务办公室就会把它分成六部分:尾巴、胸部(丰满:kersen)、臀部(丰满:kargama)、排骨、肉条和肉块(丰满:波斯语)。虽然满族和中国的部长们将会得到这种奖励,但没有人会忽视这种食物的民族和文化背景:“胸脯肉”、“臀部肉”和“肉糕”的概念根本无法翻译成中文,只有音译才能用于中文档案:凯尔森(Kelsen)、卡尔哈马(Kalhama)和法什(Farsh)。看来这个游戏只属于满族人。野生禽肉在皇家菜单中也享有类似的地位。它们也体现了“满洲方式”。每只被猎杀的野鸡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法庭记录了它们是如何被捕获的,包括是否使用了猎鹰。内务办公室通常把鹿肉和野鸡绑在一起做礼物。宫中的妇女定期收到上述每一种肉类,包括每年由皇帝赠送的2斤鹿肉、野鸡和鱼组成的仪式。避暑胜地还有一个动物园,里面有野鸡和鹿供娱乐。

一些野生植物和真菌有相同的魅力。因此,宫廷厨师总是用野味烹制口蘑(中国“口蘑”指长城外的蘑菇):它会增加菜肴的野味。当甘龙皇帝游览满洲里的家乡盛京时,他喜欢用香菇和香菇炒猪肉。他的儿子嘉庆皇帝(1796年至1820年在位)也在打猎时吃口蘑。事实上,松茸在法庭上从未过时。1911年,在1911年革命前夕,在位仅一个月的4岁皇帝溥仪吃了四次口蘑。当然,皇家餐不能用粗糙的方式制作。虽然它的精神很粗糙,但制作过程仍然需要厨师的技巧和工艺。

皮草时尚也证实了这种意识的存在。在进入海关之前,满洲里的统治者命令从明朝宫廷缴获的丝绸龙袍镶上貂皮——从明朝人的角度来看,这是野蛮人的做法。进入海关后,他们继续穿明龙袍,但在衣领和袖口缝毛皮,穿貂皮裙。清朝初期,宫廷通过正式舞蹈赞美满族皮毛的特点。一群群穿着豹子长袍、戴着貂皮帽子的服务员唱起了建国之歌。历史学家谭谦(1594 -1658)目睹了这一幕,并在日记中详细描述了“满洲里舞”:“二三十个人站在北边。豹子戴着一个彩色篮子和一个...貂皮、锦缎、朱红和金带是四个人,他们一起跳舞,低着头前后移动。”

冬天,皇帝戴貂皮帽子,在农历的最后两个月,他们会换成黑狐帽。这顶帽子是镶有冬珠的三重礼帽。这时,它应该配有一件冬季夹克:皇帝在初冬穿貂皮大衣,在新年前两个月穿黑狐皮大衣。在冬天的其他月份,皇帝穿着镶有海獭皮的龙袍。夏天,这些皮衣被存放起来,但东珠在整个服装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包括帽子上的装饰品和由108颗珍珠制成的漂亮珠子。王子的衣服有相似的元素:貂皮、海獭皮和东方珍珠。

黑龙江博物馆藏貂龙袍。

清朝的这些产品象征着皇权等级制度。虽然许多人穿皮草,但其颜色、类型和裁剪方法反映了一个人在帝国中的地位。努尔哈赤时代,上层精英穿着冬竹、貂皮和猞猁皮,下层贵族穿着松鼠皮和黄鼠狼皮。高级贵族之间仍然存在差异:顶级贵族穿着毛皮衬里貂皮长袍、黑色貂皮长袍、“汉人”浣熊皮封底(全:Nikan El biedah)和猞猁皮封底;二等兵穿纯浣熊袍或貂皮镶边的衣服;第三班穿着貂皮镶边的“女真”长袍。在巩固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后,早期满族法院也通过立法禁止铺张浪费,以使社会阶级和政治等级制度化。1637年,朝廷命令所有满族贵族和男子戴上饰有爱德华珠的帽子和发夹。等级越高,你穿的越大越多。1644年后,清廷颁布了另一项奢侈禁令。从那以后,王子戴了10颗东方珍珠,8颗君主珍珠,7颗贝勒珍珠,等等,最后一位贵族戴了一颗。

奢侈品连接的世界

如果清代的消费者重建了边疆特产的来源和悠久历史,我们今天就不应该这样做:没有证据表明中世纪的“沙木耳”或“北珍珠”与清代的“口蘑”或“东珍珠”是一回事。至少,它们在清代市场的流行表明,它们的价值在18世纪和以前是不同的。当然,即使在清朝,这些东西也总是奢侈品,只有少数人买得起。

然而,尽管当时人们对它们的讨论超过了消费,但18世纪末的市场需求达到了一个非常强劲的水平,在整个帝国乃至全世界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连锁效应。唐纳德·沃斯特雄辩地指出,环境历史的第一个周期应该是食物的历史:人类和土地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比我们日常的食物生产更有意义。诚然,日用品的历史是最重要的。然而,有些人仍然在寻找稀有物品的意义,甚至为此而死。蘑菇和毛皮可能是奢侈品。他们在物质文化中的存在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标准:他们可以成为时代的尺度。最后,它们还为地方、清朝和全球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物质联系。

从1700年到1850年,清帝国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催生了一个新的贸易网络,这改变了整个帝国以及中国与看似不同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在许多地区,人们对毛皮和蘑菇等奢侈品的需求激增,因此当地经济的命脉已经得到控制。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后尤其如此。在此期间,世界各国与清朝之间的贸易也十分繁荣。例如,位于中俄边境的查图在18世纪的前10年几乎没有贸易活动。部分原因是两国之间的争端。清朝分别于1764 -1768年、1779 -1780年和1785 -1792年三次中止与俄罗斯的贸易。1792年后,Chhatu的贸易恢复并呈指数级增长。仅从1775年到1805年,利润就是过去的四倍。清朝和缅甸的土地贸易发展过程相似。与北方一样,清朝西南地区与南方统治王朝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导致了1765年至1769年的中缅战争。因此,清朝也暂停了边境贸易,导致贸易量急剧下降。

当清政府终于在1790年解除禁运时,翡翠、燕窝、犀牛角、鹿角和鱼翅的进口迅速增加。清代和琅勃拉邦(现老挝)之间的土地贸易在此期间也有所增加。这主要是因为清朝对类似产品的需求:象牙、孔雀羽毛、犀牛角和鹿角。在海上,中国人使用中国帆船与现在的菲律宾苏鲁王国进行贸易。从1760年到1814年,贸易额翻了一番。从1750年到1820年,在交趾与日那(越南南部)的海上贸易增加了四倍。在这些繁荣的贸易中,港口城市广州见证了美国和英国商船数量的显著增加。部分原因是太平洋海獭和夏威夷檀香木之间的贸易快速增长。

新的贸易中心被自然资源占据,如皮毛、矿物、海鲜和森林产品。这种贸易的兴起恰好是18世纪战争结束的结果。追求新疆软玉的“玉潮”在1776年和1821年达到顶峰。中国和缅甸之间的玉石贸易也有类似的时间表:“爆发期”从1760年持续到1812年,缅甸玉石价格“飙升”。在新疆和蒙古,从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当局尽最大努力控制淘金热汉族营地的增长。西南边境的铜矿开采很早就开始了,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前25年。然而,它的黄金时代始于1760年,当时产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当地铜矿的高产一直保持到1820年。在此期间,中国经营的煤矿越境进入越南北部。到19世纪初,越南高地的经济命脉已经被中国矿工控制。与此同时,在东南亚海域,中国新发掘的金矿和锡矿遍布婆罗洲、普吉岛、吉兰丹、霹雳州、雪兰莪州和邦加。

对珍珠、玳瑁、海参(也称为海参)的追求也是这个时代的象征。图们江和鸭绿江上的中国商人很久以前在中朝边境的清远和会宁商业镇购买海参。整个18世纪,朝鲜商人把海参带到北京作为贡品。然而,在中国东北太平洋沿岸,海参的非法捕捞直到1785年至1818年才成为一个问题,当时人们开始在海上定居。在南中国海,苏鲁王国的海参产量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增加,而苏拉威西和荷兰东印度的海参产量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19世纪初,这种贸易在两个领域达到顶峰:20世纪20年代,海洋与胡椒竞争荷兰东印度作为最有价值出口商品的地位。这些年来,中国市场的海参产量扩大到澳大利亚北部。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海参捕鱼业已经扩展到遥远的斐济和大洋洲的其他岛屿。

乔纳森·施莱辛格201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目前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副教授。

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和整个太平洋都经历了资源开发的狂潮。进入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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